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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底层人民爱看的艺术

  针对正在上海举行的阳江组个展,文艺批评家吴亮、广州博尔赫斯书店负责人陈侗、艺术家杨诘苍,以及阳江组的成员之一郑国谷针对“什么是底层人民爱看的艺术”展开了讨论。艺术界和底层人民之间对当代艺术的认识是有差距的,这个问题牵扯到教育,也牵扯到艺术界内部的问题。

  阳江是一个在广东西南部临海的三线城市,“阳江组”由艺术家郑国谷、陈再炎、孙庆麟创办于2002年,那些关注社会底层的作品往往直抒胸臆,即兴无常态,无奈与幽默并存,惨淡和兴高采烈同在。

  针对正在上海举行的阳江组个展,文艺批评家吴亮、广州博尔赫斯书店负责人陈侗、艺术家杨诘苍,以及阳江组的成员之一郑国谷针对“什么是底层人民爱看的艺术”展开了讨论。

  吴亮:展览的作品很奇怪,表现底层,来看的人除了关心艺术的、观念艺术的以外,就是媒体了。现在很多问题非常矛盾,批评家、艺术家又会说老百姓很重要。

  陈侗:这些画说底层人民爱看,里面其实有一个悖论,我们不喜欢的那一点恰恰是专业的问题。如果是白描的话,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老百姓完全接受白描,跟专业语言很像。

  郑国谷:我们大概的意思是要忘掉现实的条条框框。那我们怎么样忘掉现实的条条框框呢?我们找到“不立一法,不破一法,有法皆立,有法不破”这四句话,写在墙上。阳江组的展览是一个空间一个作品。“不立一法”字样的对面是“最后一天·最后一搏”,那是卖衣服的。卖衣服刚开始肯定是最真诚的,表现出“我真的很惨,真的不行了”。我在这里看到有意思的是,中国的悲惨或者商业上的悲惨,但不可以公开抗议。但是有一个很好的可能性,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像游行一样,真实地可以在我的大厦内我自己的地方里游行,用很多“跑路”啦、“进行处理”、“跳楼价”这样的招贴画,现在变成商业手段了。每天都是最后一天。我们这个作品别人可能会看到跟现实的店面有点不一样,我们是总结了很多店面,就为了要做一个我们理解的“最后一天·最后一搏”。

  陈侗:是这样子的,跳楼啊,大甩卖啊,艺术家不是一种宏观的观察才得到这些,但是在做出来之后这个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,它不会形成事件。

  郑国谷:有些我们觉得不合理,法律上,我们没有跟它对着干,但我觉得这只是法律跟不上现实而已,或者这个现实太硬了,我们作品要去软化这个现实。

  杨诘苍:上海艺术界对于这个展览不参与是吧?很少在展览开幕式上能够见到上海的艺术界或者收藏界人士。

  杨诘苍:觉得如果一些国内的艺术家没有一种积极性,如果在欧洲比如说在巴黎有一个这样的展览,基本上专业领域的人都会来,你不喜欢可以不屑一顾,但是得有一种参与感。但我估计北京也差不多,我在北京也做过展览,实际上那种参与感不够强烈。策展人侯瀚如做过一个展览,在上海的外滩美术馆,也没人来。开幕吃饭说请也没请到多少人,我就想通过这个信息问,现在中国国内艺术家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?开幕的时候不来看,是不是就不以为然?

  吴亮:我也像你一样观察过,看上海当代艺术从1980年代末到现在我也看了二十多年了,但我也不是每次都看,因为有些艺术家我很熟,那他有些东西我就可以不去了,打个招呼我以后再来看都没问题。

  杨诘苍:在欧洲,当代艺术这个东西是看得很高的,很多哲学家很多名人都会来通过当代艺术找到一些启发,所以它在西方就像汤上面一层黄油一样。一个政府把文化和艺术放到重点来做,如果你基础不够厚,那么这个是空讲,基调都没有,所以我觉得教育也非常的失败,根本上还是要回到教育里。教育出问题了。

  杨诘苍:解决得了,可以解决。这个你不能解决也要解决。我觉得把它那种作为公司来搞教育的那套东西改变掉就可以解决了。这个是可以解决的,有很多好的经验。社会主义的时候有很多好经验。但扯得比较远了,扯到一种现象。

  吴亮:国家的统一的教学大纲,所有考试导致应试教育,所以价值全都是单一,没有什么差异性。像郑国谷这种作品在西方是很自然,也不用讲西方了,像印度啊好多小国家,都无所谓的。你说你有钱,我也觉得很自然,像印度尼西亚那些人,他们过日子从来不会去嫉妒别人。中国不是这样,现在全都开公司。

  杨诘苍:我记得有一次晚宴在法国大使馆,一个很富有的法国收藏家来,当时还请了很多北京的名人。法国藏家问当代艺术为什么现在在中国这么贵呢,中方策展人就说贵好啊,贵的话全中国人民都注意当代艺术,包括你们外国大款也注意到中国当代艺术。这话就不对了,如果要把贵当作别人在关注一个文化现象的前提,那是教育出问题了。但没想到中国当代艺术过了几年更贵,前一阵子拍卖场两亿多港元一张画,这个肯定是灾难性的,中国当代艺术肯定也是灾难性的。现在人们也开始注意到当代艺术,为什么那么贵。当代艺术是贵族文化,不是给每个人看的。

  郑国谷:那现在还卡在一种向“钱”看的状态,这就变得跟当代艺术有些脱节了,比如当代是另外一种实验,是一种探讨性的方向。向“钱”看了,富人的趣味把价格拉上去了,但是它跟当代没有关系。只是一个有钱人的取向,他按照他的意愿让那张画贴了一个比较昂贵的标签,但是这些商人是很懂的,知道只要我贴了这个很贵的标签,连阳江小城的乡下人都知道,大街小巷都会议论,这就成了一个事件了。原来商人是制造一个事件,他跟当代的探讨没有关系。中国艺术圈是精神分裂的,一个往这边走,一个往那边走,搞不到一块儿,可能未来会好一点。

  吴亮:西方的教育是,他们人口不多,中产阶层及以上的家庭从小就受到熏陶,他们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艺术,借此谈问题、讨论,他们对艺术非常有兴趣,喜欢谈。但在中国很少。

  吴亮:我之前在大学或者美术馆做讲座,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话题,我对大家说还有时间你们可以提问题。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提问题,听众已经失去了提问题的能力,所有的问题老师给到他们,它有一个标准答案。一个问题就有一个标准答案,而不是说一个问题会有十个答案。教育就是这么出问题的。大学生尤其还是艺术系的,他们都不想提问题,而且如果这个讲座是说着玩的,不算考试,学生也就爱听不听,没兴趣了。你所提的问题你觉得很有意思,但他对这个很陌生,而且对这个问题背后的来龙去脉都不知道。能力的缺乏自然不用说,比如他历史方面知道秦始皇或者很喜欢看清宫戏,但是“文革”不知道,党史不知道,民国初年不知道,全都不知道。知道的也全错的。然后这些人好不容易考进艺术学院,是想以后过上比较好的高级生活,我还在谈论城市生活,可能他自己老家就破破烂烂的,在农村里,你的讲座却还在这里讨论这个。你所关注的东西都是他所逃避的。

  郑国谷:考美院有个好处,你文化课分数不够格的话你还可以走这条路,所以有很多人都是临时抱佛脚。而且现在那种速成班很厉害的,它可以一个月教会你考美院的所有方法,但一切只是应付考试的。速成的马上能找到一个规律,那现在制造一个艺术家他也可以找到一个规律,迅速地培养一个艺术家。

  杨诘苍:中国不够培养一个人的敏感性和创造力,这点欧洲是充满创造力的。欧洲白人比较喜欢创造,有个性,前面讲到欧洲的教育,这个是比较个性培养的。我在法国看到小孩拿的课本,每个学校的老师可以决定学生课本去买什么,每个学校的课本同一个年级不一样。而我们这里十几亿人都是同一个课本,所以他们是老师很重要,你选择什么学校碰到什么老师,它的统考不是说学过这个就考这个,它是跟你平常成绩都挂钩的。德国更离谱,德国下午都不用上课,更多的时间给你们自己去分配。人家出人才啊。我们这里搞到晚上十二点一点还在搞功课,这就没有办法去讨论问题了。我们的学生到了社会没办法去接招,一个招过来就没办法接了。

  陈侗:前些年,十多年前,我跟法国的一个教材出版社合作,因为他们的教材有个当代作家的访谈,我要用那个访谈,我就要了那书的版权,我说你们还有什么出版物我也想看看,他们就很谦虚地说哎呀我就是出教材的,这要是放在中国,他们哪里管那么多啊,他们宁愿多做点生意。但是法国人就很谦虚,我是做这行的我就只是做这行。他告诉我,我们不能合作,因为我不是做教材的。

  杨诘苍:通过昨天的观察我就觉得还是一个教育的事情,孩子们心态打不开。刚好(阳江组)他们的风格跟这个是很一致的,很创造性的。

  杨诘苍:我们需要搞文化,文化应该有这样的高度来去看,去看政治,去看经济,去看一切,要文化还是文化。文化是一个灵魂上的东西。我们是只能看到物质和反物质,就是说物质和精神,我们看不到的是暗物质和潜物质。我们一直在搞精神文明,要怎么去产生精神文明?怎样去产生反物质?如果没有物质的基础,和潜物质的这种结合,产生不了精神文明。我们的科学家、政治家不懂这个世界怎么构成的。以为我们物质有了,就可以有精神。连庙里面都是搞经济的,精神怎么出来?精神不是唱出来的。

  吴亮:有个词叫宽容,和兼容。在外国存在,这就是叫做差异多样性。这个多样性在中国就不可能。只能是一元的。

  郑国谷:于是就把中华文化打造成快餐。只要你点喝茶,有人就会告诉你,喝茶是怎么样的。或者你学点书法,有人就会有固定的书法,就把以前的传统,用一个模子固定下来。

  杨诘苍:还会请来几位相互表演的,少林功夫,什么跳舞,这些都非常酸,这看得你实在是要吐。参加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更惨,那看了是真的不好意思。中国人蜂拥而至,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在那里看真是无地自容。很多人就是拿了钱,就去搞得像摆摊一样,然后因为去过威尼斯双年展回中国又到处做讲座。现在的威尼斯双年展根本不是原来的威尼斯双年展。今年法国的这几次展览也是如此,中央美院也来了,范迪安、法国总统的名字也摆出来,我认为把名气都搞坏了,这都是乱搞。借用了一个人的名字,摆了几个地摊,中央美院的几个教授照片摆在上面,这叫对外文化教育?这不能让他们再这样搞了,丢脸的。有人搞一个园子,放烟花啊,吃饭啊,看他做爱啊,看船飘过啊,作为中国人,这种艺术形式让人不舒服。

  吴亮:18世纪以后,英国教育家纽曼最早提出来,大学教育是通识教育。老师只是传播知识,但不研究,研究会影响传播知识,老师跟研究人员不同。后来到了19世纪洪堡觉得大学一定是研究机关。这基本是两种理念。二战以后,纽曼的东西复活,大家又认同通识教育。还有一种是艺术教育。艺术教育、通识教育这两种东西现在中国都没有。大学里面研究吗?全是抄论文,抄来抄去全是抄。

  杨诘苍:中国有一个好传统师承关系,作为艺术这一块师承关系还是比较容易出人才。(这种方式也许是最好的教育方式。)那年我跟陈侗商量国画是否应该有一个系统的师承关系,结果学校系主任都不以为然——全用俄罗斯的那一套来教国画就行了。

  郑国谷:自救或者就像自由一样,它就变得孤独了。它就是那样的。我自由了,其实就是一个个体的解放。■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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